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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显赫,如何看待汉学家内藤湖南?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更透彻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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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声名显赫。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论述内涵深长、自成体系,固有“内藤史学”之称。不止于史学,内藤在关于中国古籍史料考据、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中国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研究亦卓有建树。旁及经学、佛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等领域,“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中国文化是根在中国的文化形态,但由于她的普适(世)性和“天下观”的面向,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所独占的文化。

特别是自从近代以后,华夏国门大开,中国文化如何阐释,以及由谁来阐释,一直都不是天经地义毫无问题的问题。甚至近百年来国际学界一般都认为,汉学研究的中心和最高水准不在中国,而在日本。这正是陈寅恪名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悲慨的历史背景。

(图:晚年之时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

而提到日本汉学,就像我们论唐诗宋词而不能不谈李白杜甫一样,不能不首先谈及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这个人。他不仅是日本近代汉学的先驱和大佬,也是所有中国文史修习者耳目能详的人物;他在国际汉学上的地位和名声,也不仅仅只是靠学术成就获得的。

我对日本汉学关注累年,对内藤湖南也向来不敢等闲视之。如何评价他,以及怎样看待他的汉学成就,我的浅薄看法,不妨从三个小点着手。

按照我们的套路,内藤湖南首先是名学术活动家。

在日本,研究汉学的,近代以来有两大据点,一为东京大学,一在京都大学,其中尤以京都大学历史最为悠久,多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化,重视乾嘉学派式的实证研究法,且在情感上多亲中,被称为“京都学派”。内藤湖南正是这个学派的开创者,幕后Boss。

(图:内藤湖南为《华山先生画谱》一书所作题签)

他本身是日本第一代新闻记者出身。他出生及成长的年代,虽然中国作为老大帝国日渐衰落,在日本人的观感中也开始大不如前,但是在多数日本中上层家庭中,中国古典文化依然被视为文明教养的最高典范,所以内藤湖南自小勤学汉学经典,于儒学造诣甚深,对中国书法、诗词等领悟之深,也并不亚于当时中原高层士大夫。

他在早年,有过十几年的记者生涯,出过数本有关日本和中国历史的专著,逐渐成长为著名的政论记者与文化史家,并因此机缘,在1907年,他受邀出任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这一新设立岗位的第一任教师。

在此后的20余年教授生涯中,他实际成为京都大学乃至整个日本汉学领域的中心人物,陆续培养出一大批后来领军国际汉学的学生,诸如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小川秀树、宫川尚志、冈崎文夫等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内藤湖南的师门有所谓“内藤军团”的美誉。

总之,他是日本近代学院汉学的灵魂人物。

中日之间高层文化人的学术交流,自满清封闭国门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内藤湖南可说是中国海通复现之后,日本方最热心奔走联络中原士大夫的文化联谊人。

(图:1919年,内藤湖南带领日本学者欢送罗振玉与王国维回国)

内藤先后曾十多次造访中国,每到必然汲汲结识他所认为的中国一流学者。他所联谊或讨教的中国学者几乎野无遗贤地囊括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文化人名单:文廷式、罗振玉、严复、王修植、柯绍忞、刘鹗、沈曾植、王国维、李盛铎、董康、曹廷杰、宋伯儒、郑孝胥、张元济、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等朝野硕学,密切往来,孜孜交流。

最著名的事件,当然是在他的邀请和一手筹划下,当时中国最有分量的两位学者——罗振玉与王国维为避辛亥革命,东渡日本,俨然成为那时尚是草创时期的京都大学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而他们所收藏的那些巨数的珍贵古籍和文物也随之赴日,寄于京都大学,且允许日本学者与学生们自由阅读,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汉学家的学术生涯,比如后来名震四海的铃木虎雄就是其中一个。

反之,在日十年的安定生活、学术氛围、文化视野也不断刺激促生着罗振玉特别是王国维学术事业。比如,国际汉学界一直有人认为,王国维从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经学就是受到了内藤湖南的影响,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多少也在印证着这个说法。

内藤湖南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如此他人难以匹及的威望,当然不仅仅只是凭借着善于作人、作事能力强就可以轻松服众的。他实际也是一名毋庸置疑的学术大家。

他的“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点,在于提出了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关大要的核心命题,一举颠覆了很多习之不见的研究观念,开创了新风,具有范式性的意义,至今中日两国学者的太多研究依然是在他指画下进行。

(图:作为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

而他最为重要的学术观念,当然是:1,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一直有所谓的“文化中心”,并且不断改换和移动,唐宋以前在河陕、宋以后在江浙、近代在岭南、往后将往日本形成“东洋文化圈”;2,近世说及唐宋变革说。他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宋及以后的王朝与唐以前朝代在政制、经制及各社会各层面都迥然不同,贵族制度崩溃、平民力量崛起、货币制度的通行、文艺风格变迁等等,实际上宋代已经走入“近世文明”。

这两个论点,严格而论,都是假说,但正是这些假说,给予学者无限启发,成为世界性的,也是跨时代性的学术论说。比如,关于宋代为近世说的观点,材料表明,也曾最大限度地影响到了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制度研究,他提出的以“新宋学建立”或“宋代学术复兴”作为未来中国文化支点的观点,无疑是有内藤湖南的影子的。

内藤湖南毫无疑问是近代日本由学院主导的汉学界的灵魂人物,他的学术贡献也让他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扛鼎人物。

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在评价时也需要谨慎,只因为他不单单只是一名学者,实际上有很多我们所难以忍受的面相。

比如,一方面,他对中国古典文明确实有着发乎至诚的挚爱,近乎生死与之,他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尽瘁于中国文化的发扬上;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者,数十年为虎作伥的。他每次的中国之行,都负有日本外务省军事调查的政治委托,甚至有不择手段收集与盗取中国古代文献的使命,伪满洲国成立时,他还抱病出席那里的日满文化协会,临死前接见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当时的伪满洲国政府总理郑孝胥。

学术评价,可以避开政治、国族牵绊,力求客观;但是涉及到人物品评,我们无法也不该完全祛除掉民族情感,所以如何给内藤一个“公正”评断,写到最后,实际上我也是充满疑惑的。

2018,7,3,午间闲敲

今天闲看秋风带您认识一位日本人:

谢邀。内藤湖南naito konan (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秋田县人,日本历史学家和汉学家。

内藤是京都史学学派的奠基人,他和东京都学派的奠基人田北俊(Shiratori Kurakichi)一样,都是20世纪早期东亚的日本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书叫《奈良》。

内藤以作记者而成名。1907年,他在奉天发现了Manwen Laodang(满文老档、又叫"旧满洲档")。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他于1907年被狩野光信邀请到京都帝国大学,并参与了东方历史系的创立。

作为日本汉学家,内藤对史学研究的贡献是将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他认为,在社会、政治、人口和经济等诸方面的变化;

也就是发生唐中晚期以及北宋早期的事件,标志着中世纪王朝向中国现代历史时期的过渡。在日本历史学的贡献是,内藤认为古邪马台国Yamataikoku位于九州Kyūshū而不是在近畿。

1969年到1976年间,日本筑摩书房陆续出齐《内藤湖南全集》,共14卷,收集了内藤生前的绝大部分著作。

没有读过内藤的任何一部书,对此人的真才实学不好作评。不过史学界通常都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内藤如果手上真的有原始的资料(如满文老档),那她还真的可能是那一方面的权威。